推动脑死亡立法 陈忠华在等待瓜熟蒂落

来源：中新网　 2007.11.26
　　“如果有人起诉我，我进了监狱，我将以犯人的身份宣传脑死亡，而著名脑死亡专家因宣传脑死亡入狱本身就是一种宣传。”昨（25）日，西部第一届肝移植论坛结束后，武汉同济医院教授陈忠华淡淡地自嘲，今天，他仍生活在高墙之外。
　　 《高压线下》
　　为了自己的理想，在事业顶峰，陈忠华毅然放下手术刀，作我国脑死亡推广先行者。“我做的工作虽没有法律支持，但也没有法律禁止，我走在有限的真空地带，游弋在法律的底线和伦理道德的禁忌之间。”捐献器官那根高压线不敢轻易触碰，否则，将会成为众所矢之。
　　我游弋在法律和伦理之间
　　昨日中午，陈忠华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接受了采访。一枚小小的深绿色标牌别在黑色西服上，与他的身份联系起来，标牌上写着：donate life(器官捐献拯救生命)。
　　脑死亡程序被颠倒
　　随意坐在沙发上，脱掉外衣，解开领带，陈忠华谈起脑死亡。“脑死亡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医学问题，任何事情，都应该先实践，后立法，但在脑死亡的问题上，程序颠倒了，没有法律依据，医生不敢做脑死亡判定。”陈忠华的情绪有点激动。
　　“回国时，我发现管辖的病区对很多脑死亡病人做无谓的抢救，面对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陈忠华说，他从自己管辖的病区开始，采用国际标准进行脑死亡教学，一年之后，他牵头成立了一个纯学术的团体———脑死亡协作组，开始了这方面理论和实践准备。
　　没有标准何谈捐献
　　陈忠华表示，只有“脑死亡”状态下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才能保证移植器官在另一个人身体里继续存活。我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车祸，以及数以万计死于各种意外事故的人，其中只要有一小部分人，能在判定为脑死亡状态后捐献器官，就能拯救太多的生命，也不用那么多健康人无奈地躺上手术台。“我认为，谈脑死亡必须分清两个层次，脑死亡等于死亡，这是自然科学问题；捐献器官是表达爱心，这是社会人文精神问题。前者倡导科学，后者弘扬博爱。在国家没有通行的脑死亡标准前，我们根本不能谈捐献器官问题，否则公众就会怀疑你的动机。”
　　 《零的突破》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脑死亡工作中，2006年8月，陈忠华毅然辞去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到外地进行脑死亡判定都是自费，我们随叫随到，从来没收取过任何费用。”到目前为止，他和10多个同事，进行了患者亲属请求的近40例脑死亡判定。
　　我不能错过实现梦想的机会
　　几年来，他们先从武汉北上，然后南下，一家一家医院公关，目标是把“器官捐献联盟医院”推广到三甲以上的医院。
　　四川两家医院在申请
　　“因为没有脑死亡法和标准，很多医院的法人代表不敢签字。不过，现在国内已有17家医院的法人代表和我们签订了科研协作协议，西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已经进入了申请程序。”
　　尽管陈忠华是搞器官移植专业的，但在他经手的前13例脑死亡判定中，他从没问过家属“愿不愿意捐献器官”的问题。“在做脑死亡判定时，甚至讨论一个很简单的脑死亡问题时，我都尽量忘掉，甚至完全回避器官移植专家的身份。”
　　一个家长捅破窗户纸
　　但武汉一个10岁小男孩的脑死亡，却让陈忠华介入到脑死亡器官捐献之中。
　　2003年11月6日，一个10岁男孩因车祸致严重颅脑损伤，被送往一家地方医院抢救，医生基本认定患儿进入脑死亡状态，但因没有脑电图等设备，无法最后确定。
　　男孩的家长打电话到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他跟陈忠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希望捐献孩子的器官。”第二句话才是，“请您最后确定一下孩子是否是脑死亡？”陈忠华很感动，多年来，自己刻意回避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关系问题，“窗户纸”被一个有爱心的家长捅破了，国内脑死亡后无偿捐献器官移植面临着“零”的突破。
　　陈忠华连夜起草了《申请书》和《执行同意书》，此前这在国内没有任何规范可循，但他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来执行首例规范的脑死亡器官捐献。在两次严谨的脑死亡判定后，男孩的两个供肾分别移植给两个患肾功能衰竭的男孩，手术非常成功。
　　 《瓜熟蒂落》
　　全国已有64名因不同原因不幸离世的人，经国际国内认可的权威专家协作组认定为脑死亡状态后，尊重其生前意愿捐献器官，拯救了300多人的生命。“这64名捐献者中有5名是四川人，他们拯救了30多个濒危的生命，但他们都是在川外进行的捐献，四川省内尚无一例脑死亡状态下无偿捐献器官拯救生命的事例。”
　　我培养一支队伍交给国家
　　陈忠华郑重翻开登记本，他带着敬意一行行查找这些捐献者给记者看。从2006年到今年8月，四川5名在外地打工的脑死亡捐献者，献出了自己的肝、肾、眼球等器官，救活了30多人。
最大遗憾留在四川
　　但是，让陈忠华感动的四川也留下了他最大的遗憾。今年4月，他专程来到四川为一位17岁女孩做脑死亡判定时，却被医院以目前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而拒绝。“我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医院招待我吃了一顿饭之后就婉言谢绝了我，这是一个惟一让我没有见到病人的地方，第二天，这个女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陈忠华的笑容里带着苦涩，“我理解这些领导的苦衷，在没有标准支撑的前提下，他们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
　　“这几年，不管再怎么艰难，我都没有想到过放弃，更没想到过离开，从武汉那个男孩捐献器官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有瓜熟蒂落的那一天，我等待着瓜熟蒂落的那一天。”陈忠华说。
　　一份答卷交给国家
　　一、没谋杀犯罪事实；二、严格遵守脑死亡判定标准及程序；三、没犯罪动机；四、每一例脑死亡判定都采用公开透明的原则，这是陈忠华解释自己至今“还生活在高墙之外”的原因。
　　“2003年以来，通过努力，社会对脑死亡处于‘无罪化’接受过程，默认这个工作的存在发展。尽管如此，前路依旧未知。我不想别人说我宣传脑死亡就是为了器官移植，就是为了从中渔利，所以，我只做推广，不再做移植。”对未来，陈忠华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到2010年，我会培养一支专业的队伍，完全交给国家，而我，不会再拿起手术刀。”
　　◆人物简介
　　陈忠华，英籍华人、教授，中国器官捐献联盟发起人，国际器官移植学会（TTS)重大概念领导者（KOL)，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OTC)专家，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人物语录
　　 “比我好的医生很多，比我好的干部也很多，但脑死亡这个工作无人来做，所以我选择了它。”
　　“我已经50多岁了，可以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我一定会选择一个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可以不当官，不开刀，但是我一定要坚持我的工作。”